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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他的口中，不会听到艰深晦涩的概念和理论，都是具体而微的企业实践；对于“泛泛的宏观”、貌似普遍的提法，他总是很警惕，“人云亦云一番，毫无意义”；他还经常“反客为主”，从受访者转变为提问者，一个追问接着一个，直到答案已在来来间跃然而出；最好，对方意见相左，比起自说自话，他显然更喜欢在“观点的自由市场”中辩出一个所以然——“来，斗。”他甚至鼓励争论继续。

　　用周其仁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，我是一个也不放过。” 早年间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展实地调研，一去就是几十天；一次有关方面组织去横店调研，很多学者转了一天就打道回府了，周其仁在现场足足跑了10天，把相关之人全都问了个遍；他想研究科龙，听说潘宁（科龙集团原董事长）被请到了石家庄，他凌晨3点从北京驱车前往，上午听课，下午恰好赶上科龙驻石家庄的汽车没办妥进京证——周其仁自荐做了“司机”，开着自己的车把潘宁一路送到首都机场。

　　周其仁：我认为“卷”很重要，适度“卷”是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，作为消费者，我们某种程度还欢迎“卷”、能利用“卷”，要不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？我这个人经常丢三落四，发现缺东少西，到哪都可以直接网上下单买一个。再举个例子，非洲人怎么用上手机的？那是因为传音最早在当地市场的功能机，只卖人民币62元。

　　比如我们乍一听，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被“卷”覆盖的世界，但实际不是这样。为什么有的企业不会被“卷”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毛利高高的，他们是怎么想问题，怎么做决策的？这才是真正需要调研的题目。所以我不会去批评“卷”，因为真实世界不仅是这样的——有人对“卷”不开心，有人避“卷”成功，有人遇“卷”不入，有人逢“卷”就撤。

　　还有豪迈这家公司，我最近刚从那边回来。你说“卷”，他们订单好得很，我们走了19个部门，个个都干得热火朝天，客户都要在门口排队“抢”单。他们现在3万员工，其中7000多人都是股东。根据他们的股东准则，先是全员投票选出候选人，然后提交给现有股东决定——门房这样的岗位也可以当选。这是一家完全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。

　　所以，有人“卷”，就有人反“卷”，企业是这样，人也是如此。都说现在工作不好找，那你敢不敢跟别人不一样？比如一个北大毕业生，干吗一定要拿着简历到处去投，你就放一个信号出去——“拒绝找工作”，看有没有人来找你？逻辑上很反常，反而可能会激发别人的兴趣，认为这个人肯定有些特别之处，是不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，破解就业问题？就像一些人不参加高考，不去卷成绩，去做点不一样的事情，不也杀出来了吗？

　　周其仁：我们的制造商用在客户身上的时间太少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的由来就是“后发经济”——很多企业是靠大批量仿造起来的，看到别人汽车卖得好，就抄作业，也要造汽车，我们对技术的重视也是出于这个动因。但其实作业最难抄的部分，是“思考过程”，而不是最终答案。比如“汽车卖得好”，背后隐含着一个抉择——卖给谁，这才是首要判断，是真正让企业成功的能力所在。所以说，大量的功夫是要花在生产之前的，很多企业只看到结果，以为别人卖得好，我们造出来也能卖得好，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奏效的，因为刚开始供不应求，等到汽车造得满大街都是的时候，问题就暴露了，产品就卖不动了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企业都是紧盯对手，市场竞争最后成为体育比赛——谁更快，谁就赢，所以大家竞相进行“军备竞赛”，你扩大2条线条线，然后就相互杀价。但体育比赛是有裁判的，有一套清晰的输赢规则，但市场竞争不是，最后竞争的是客户，不是说你比对手跑得快，客户就更喜欢你。实际上，客户关心的才不是谁跑得更快，是谁能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　　什么叫残酷？天下有多少客户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？你看蜜雪冰城能跑出来，就是因为定位好了目标客户，然后把适合这个客群的产品做了出来。兄弟俩（蜜雪冰城创始人张红超、张红甫）在大学周边做生意做了17年，他们特别了解学生这个客户群体，他们（大学生）没什么收入，但收入低的人就没有改善生活的想法吗？就不要求用户体验吗？白毛女都要唱“扯上二尺红头绳”呢——问题是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些需求。

　　很多人分析“杭州六小龙”的成功之道，我没去访问过，但我认为梁文锋（DeepSeek创始人）能脱颖而出，并不是因为技术。最关键的原因是，他自己就是用户。他做交易出身，本身就需要用最低流量解决高频交易，所以他的产品采用的不是花拳绣腿的那种研发路线，也不是军备竞赛的逻辑——你用多少电，我用十倍于你，好像很厉害，其实很蠢，结果把美国的电力需求泡沫都推上去了。

　　我在海外调研就发现，早年企业在中国市场做的事情，可以在很多市场再干一遍。现在说地产行情不是很好，你知道全世界还有多少地方需要盖房子吗？越南就有很多人还住在船上，我用无人机拍过，乌泱乌泱的，将来经济起来了，他们不需要房子吗？再说开去，只有中国人需要受教育、需要培训吗？所以企业的所有出发点，都应该看有没有客户需要。

　　周其仁：地方政府是中国改革发展很重要的力量，但不要把任何地方经验都“模式化”，什么“杭州模式”，还有之前的“合肥模式”。但很多人都把没关系说成有关系，而且把关系倒过来，然后还去琢磨如何复制。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很着急，我之前参加过上海的一些高级别讨论，研讨的问题就是：为什么“六小龙”没有出在上海？

　　所以各有所长。每个地方只需要想清楚一条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？比如上海，“六小龙”不来很正常，根本不需要着急，以它的资源匹配度，应该想的是“大龙”的事——等“六小龙”长成“六巨龙”，还不到上海来，才应该反思。你看，华为一个很大的科研基地（华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：练秋湖研发中心）不就落到上海了吗？

　　我们总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引导创新，其实，大量的创新活动是通过社会连接起来的，只是其中某些问题需要政府去帮助解决。我过去研究中国改革，每一次都是自下而上起来的：农民吃不饱饭就“包产到户”，最开始都是自发的；等到做出来了，一些思想解放的官员开始发挥作用，帮助这些基层实践在系统上、体制内获得合法性，这样创新的覆盖面就会更宽了。

　　周其仁：我之前还会给一些建议，但是这几年跟着企业做研究，可以说重塑了我的世界观：为什么要一直劝地方政府改革？你搞得不好，企业自然会到搞得好的地方去——就是这么简单，像当年开放推动改革一样，地方政府的改革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倒逼的。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跟企业讲，政府哪里都有，政商关系在哪里都需要面对，但有一条很重要，你去打交道的政府是单数还是复数，复数的话，就有更大的博弈空间。所以，企业要做活水，要有“动”的意识和能力。

　　“为什么”是动机，你随便讲，我尊重，也相信是真的；但这与我理解企业这个现象是分开的。就像物理学家研究人走路——看两条腿如何摆动能走得稳，要是去问每个人为什么能走得稳，怕是会问出各种解释——有的人甚至会说因为自己一直有信念。没错，人的活动都有动机，剖析形形的动机——那是心理学家的工作，我们要理解的是行为本身。现在很多报道会用动机去解释过程，在我看来，这样还是会有问题的。